一則網絡實名舉報信，結束了劉春光的“仕途”。

　　劉春光是山西省忻州市原環保局的一名工勤人員，曾被提拔成為該局機動車尾氣檢測中心主任，2009年因“吃卡拿要”等問題被嚴重警告處分并免職;后又以“忻州市環保局土壤辦主任”的身份出現。

　　2019年6月10日，原雜志編輯李廷禎在其微博發布實名舉報文章，稱劉春光為“假學歷、假干部、假機構”的“三假執法人員”，并指其操縱“白手套”人員桂國青，“大肆涉黑涉惡，涉嫌職務犯罪”。

　　“土壤辦”所擔負的主要職責，是對當地危廢行業進行管理，掌握著危廢轉移所需手續“五聯單”的審批權。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近日采訪了解到，忻州危廢處理行業多名人士稱，劉春光曾數次帶著桂國清走訪危廢處置企業，并向企業推介其成為業務員。拿到企業的授權后，桂國青就以危廢處置企業業務員的身份出現在各個危廢生產企業拉業務。

　　多名危廢生產、處置企業相關負責人稱，過去一年，桂國青拉的業務很容易通過“五聯單”審批，同樣的手續走流程，其他業務員提出的危廢轉移申請經常被卡。被卡的危廢生產單位中，除了民企，也包括國企。

　　忻州市生態環境局局長董克接受澎湃新聞采訪時表示，劉春光工作中確實存在違規情況，目前臨時機構“土壤辦”已撤銷，劉春光正配合調查中。

　　董克還稱，以前工勤編制的人很多，工勤是可以聘干的，這個不僅是忻州，不僅是環保局，都存在類似情況，也符合以前的要求。“需要結合實際情況來看，否則沒法兒開展工作。”

　　山西省生態環境廳相關負責人向澎湃新聞表示，危險廢物管理事關生態環境安全，對于打著管理旗號“吃卡拿要”等現象堅決反對，廣大群眾和媒體可以向各級紀檢部門進行反映監督。

　　“五聯單”

　　同樣的手續有人通過有人被卡

　　閆鵬(化名)是山西省一家危廢收集企業的負責人。2018年以前，他的公司在一直擁有原山西省環保廳發放的《危廢經營許可證》。之后，山西省環保廳(機構改革后更名為“山西省生態環境廳”)不再給獨立的危廢收集企業續證。

　　根據《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法》第五十七條，《危險廢物經營許可證管理辦法》第二條和第十五條有關規定：危險廢物實行經營許可制度，持有《危險廢物經營許可證》是從事收集、貯存、利用或處置危險廢物經營活動的前提條件，無證經營屬于非法經營。

　　閆鵬想要繼續從事危廢收集工作，就要找持有省級環保部門發放的《危廢經營許可證》的危廢處置企業合作，獲得授權以業務員的身份開展工作。

　　澎湃新聞采訪山西多家危廢處置企業了解到，危廢處置企業對業務員的管理比較松散，有一定從業經驗和有環保系統資源的人，很容易獲得業務員授權。處置企業一般不給予這些業務員底薪，而是按照其收集到的有價值危廢數計量付給報酬。

　　在危廢收集行業工作多年，又辦了危險貨物運輸經營許可證的閆鵬，很快獲得了山西多家大型處置企業的業務員授權。聯系到產廢企業后，他就要到市一級環保局辦理危廢轉移“五聯單”。“五聯單”為業界簡稱，全稱為“危險廢物轉移聯單”，上面涉及轉移危廢的數量、運輸工具等具體信息。

　　《危險廢物轉移聯單管理辦法》規定：接受單位應當將聯單第一聯、第二聯副聯自接受危險廢物之日起十日內交付產生單位，聯單第一聯由產生單位自留存檔，聯單第二聯副聯由產生單位在二日內報送移出地環境保護行政主管部門;接受單位將聯單第三聯交付運輸單位存檔，將聯單第四聯自留存檔，將聯單第五聯自接受危險廢物之日起二日內報送接受地環境保護行政主管部門。

　　忻州是閆鵬業務開展較多的地市，他說，他此前“五聯單”的辦理一直比較順利，不過，2018年7月開始，同樣的手續，他簽下的業務卻辦不下“五聯單”;多個危廢生產企業、處置企業負責人向他反饋，陸續接到忻州市環保局土壤辦主任劉春光電話，稱在忻州地區不再給閆鵬辦“五聯單”，這個業務可由忻州市綠坤環保有限公司的桂國青來負責。

　　閆鵬稱，他曾到環保局找到劉春光理論，劉春光只答復一句“某某處置企業違法”，其他均不予答復。閆鵬稱其簽的產廢單位中有不少國企，因合同已備案，財務也已結算，并在縣級環保局做過審批，由于不能辦下“五聯單”，只能一一解約。更讓閆鵬感到不解的是，同樣作為“某某處置企業”的業務員，桂國青的“五聯單”卻能通過。

　　類似的情況也曾發生在一家處置企業的負責人程暉(化名)身上。幾年前，程暉曾通過公開招投標拿下了忻州市一家國有企業的廢舊電池處置的項目。程暉說，他過往的項目都順利辦下“五聯單”，但此次被卡住了，劉春光給的理由是：這家國有企業曾經處置危廢時存在問題。

　　接近上述國企的一位知情人士表示，劉春光曾推薦桂國青低價甚至免費來處置這些廢舊電池，被企業拒絕，原簽訂的合同只好解約。因為至今未辦下“五聯單”，這些廢舊電池仍存放在該國企庫房中。

　　“危險廢物不及時處理，在當地長期大量貯存，可能引發更大的污染問題。”該知情人士表示。

　　“考察企業”

　　企業負責人稱其曾借錢不還，還推銷二手車

　　澎湃新聞從“天眼查”查詢發現，桂國青為忻州市綠坤環保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公司注冊資本為50萬，注冊時間為2016年，其經營范圍包括廢礦物油、鎘鎳電池危險廢物的收集、運輸(僅供辦理許可證);礦物油容器清洗及收集。

　　在創辦這家企業之前，桂國青曾在忻州市創辦過坤元寄賣行、國盈糧食經銷部、博雅文化傳媒有限公司、忻太鋁礬土經銷站，目前這四家企業均已注銷。

　　澎湃新聞從一家危廢處置企業的負責人袁羽(化名)處了解到，2016年左右，劉春光曾以“考察”的名義帶著桂國青來到這家處置企業。

　　“前面就是轉一轉就走，后來就開始推薦。”袁羽稱，當時劉春光介紹，桂國青家中有人生病，花了不少錢，“希望支持下桂總，度過這個難關”;雖然當時桂國青并沒有危廢行業的相關從業經驗，礙著劉春光的面子，他同意讓桂國青任業務員。

　　“坦白說，老桂前面做得挺好的，雖然單子并不多，但也是清清楚楚，后來可能是找到門道了，慢慢有了變化。”袁羽稱，2018年下半年開始，他陸續接到忻州其他業務員的電話，反映“五聯單”被卡，桂國青的卻可以通過。

　　忻州市下屬縣區環保局一名干部廖波(化名)也證實了上述說法。廖波介紹，在其所在轄區有一家國有企業產生了一些有價值的危廢物，一家處置企業中標后準備辦理轉移。劉春光以“應就近處置”為由不予辦理“五聯單”，后來就廢標了。

　　廖波回憶，之后桂國青出現，想把危廢低價或免費拉走，被該國企相關負責人拒絕：“今天我讓你們白拉走，明天集團就來查我了。”

　　廖波說：“國企遇到這種事會強硬點，民企一般都讓他白拉走了。”

　　廖波稱，縣里有一位環保干部曾因為一件事想找劉春光處理，第一次到了他辦公室送了禮，東西收下了，事情不辦，后來他又去送禮，還是不給辦。廖透露，劉春光作風不好的問題在忻州市環保系統“出了名”，經常“爆粗口”，好幾次和系統內干部起沖突，“領導都不想惹他，他會鬧”。

　　山西一家危廢處置企業的負責人王淵(化名)介紹，劉春光曾在2016年的一個深夜給他打來電話。電話里，劉春光稱，孩子突然患病，想明天上北京就醫，提到看病大概還缺六萬塊錢。

　　王淵稱他“覺得可能真的是小孩看病需要錢，馬上答應下來了”，第二天就轉賬過去6萬元;幾個月后，他遇見劉春光，問到小孩的病情。“沒做手術，吃了點藥，就好了。”劉春光這樣答復，之后再沒提及還錢的事宜。

　　王淵說，劉春光還曾向其推銷過他的二手奔馳車，他直接拒絕了。

　　“現在他已經分三次把六萬塊錢轉給我了。”王淵說，這次被實名舉報后，劉春光主動聯系他，開始提還錢事宜。

　　“工勤任干”

　　被查后再履新，暴露環保單位專業人員短缺?

　　在接受澎湃新聞采訪時，劉春光稱，他是1990年進入環保局的，之前在林業局開過車。大約是1993年，他就離開環保局出去做生意，倒賣糧食和焦炭。2004年，時任環保局長讓他回來幫忙做大氣治理，后來就報上一個工勤編制，提拔成主任。

　　公開可查資料顯示，劉春光曾任忻州市環保局市機動車尾氣檢測中心主任，但在這個崗位上他出了事兒。

　　2009年11月，忻州市紀委通報，市機動車尾氣檢測中心存在“吃拿卡要”、亂收費現象，經2009年10月12日市紀委常委會研究決定，給予忻州市機動車尾氣檢測中心主任劉春光黨內嚴重警告處分，建議市環保局免去其機動車尾氣檢測中心主任職務;對劉春光非法占有的5693.6元予以追繳。對市機動車尾氣檢測中心亂收費所得14437元予以追繳。另對忻州市機動車尾氣檢測中心讓被監管企業為該中心支付的車輛相關費用和臨時工作人員工資共計145056元予以追繳。

　　被紀委查處后，劉春光并未就此銷聲匿跡。2015年元月，工勤編制的劉春光領到了環保執法證，編號為“140900100004”，當時的環保局官網公告稱其學歷為“大專”，職務為環保局“科員”;到了2016年11月的官網公告中，劉春光就成了“局機關主任”。此后，在環保局的多個公開報道中，劉春光以“土壤辦主任”的身份出現在各個場合。

　　忻州市生態環境局局長董克近日接受澎湃新聞采訪時介紹，“土壤辦”是局里面之前設立的臨時性機構，發現問題后已經撤銷，原有的危廢管理工作由生態科暫時負責。新的方案中有專門設立土壤科，不會再出現這種臨時性辦事機構，所有的工作職能都有相應的科室對應管理。

　　對于劉春光的情況，董克說，現在他正配合調查，“不是暫時離崗，肯定是永久性離崗。”由于他是工勤編制，不在公務員序列，如何處理還需要調查后再商榷，“肯定不會再出現在執法崗位上了”。

　　西南地區一省會的市委組織部干部給澎湃新聞提供的《機構編制工作用語釋義》中顯示，“工勤人員”指在機關、事業單位中為本單位履行職責提供后勤服務保障的工作人員，包括勤雜人員、駕駛員等。傳統的工勤人員為工人身份。按照現行的法律法規和國家的政策規定，機關的工勤人員不能轉任到公務員崗位，事業單位的工勤人員可以按規定通過競爭上崗轉崗到管理崗位或專業技術崗位。

　　劉春光這種是否屬于混編混崗?“這都是發展中的問題，需要逐步接納、消化解決。”董克說，以前工勤編制的人很多，工勤是可以聘干的，這個不僅是忻州，不僅是環保局，都存在類似情況，也符合以前的要求。

　　董克介紹，尤其在北方稍微落后的基層地區，工勤編制占相當大的比例。工勤人員在很多崗位上發揮了重要作用，“需要結合實際情況來看，否則沒法兒開展工作。”

　　山西省環保系統一位干部表示，工勤人員在基層環保組織任干部，有時確實也存在專業知識不夠，素質作風不好的情況，也暴露了基層環保專業人員短缺的情況。

　　董克坦言，自己調來環保局后已經處理了不少作風上的問題，“現在我對忻州生態環境局工作作風的改進充滿信心，今后我們會聚焦主責、履職盡責、廉潔公正、嚴謹高效，歡迎大家監督。”

　　“我很憔悴、很憔悴了，如果你關心我、愛護我，就不要再提這(舉報)事了。”6月16日，劉春光在電話里向澎湃新聞記者表示，目前他在家休養當中，“沒有其他計劃，順其自然吧”。

　　省廳回應

　　危廢管理形勢嚴峻，堅決反對“吃拿卡要”

　　山西省生態環境廳相關負責人近日接受澎湃新聞書面采訪時表示，由于受機構編制等方面的因素影響，市級生態環境部門的內設機構無法與國家和省級一一對應，市級的一個科室需要承擔對應省級多個處室工作的任務。就固體廢物管理來看，情況較好的大同和臨汾市單獨設立了固體廢物與化學品科，其余地市受編制等因素限制，都沒有成立單獨科室。忻州市通過“土壤辦”這種臨時機構管理的情況還比較少。

　　上述負責人介紹，山西是一個固體廢物產生大省，一般工業固體廢物產生量約占到全國的10%，但是危險廢物產生量只占到全國的1%(中國統計年鑒2018)，這與山西產業結構還比較初級、資源利用方式還相對簡單有關。

　　從企業危險廢物申報情況來看，山西省危廢主要來源于焦化、化工、有色、煤炭、醫藥制造等行業。從種類來看，山西省危險廢物產生量最大的為精(蒸)餾殘渣(HW11)，約占全省產廢量的90%。

　　該負責人表示，山西危險廢物管理工作基礎非常薄弱，形勢非常嚴峻，任務非常艱巨。從管理對象來說，危險廢物管理涉及生產生活的方方面面，來源復雜，鑒別困難，底數難以摸清;從管理要求來看，危險廢物管理需要全生命周期監管，產生、收集、轉運、貯存、處置、利用每個環節都不能忽視;從監管能力來看，生態環境部門固廢監管機構、人員嚴重不足，監管手段十分匱乏。目前省內危險廢物管理工作正在全面梳理，計劃從多個方面推進。

　　針對忻州劉春光事件，該負責人表示，危險廢物管理事關生態環境安全，對于出現一些干部“吃卡拿要”的現象，態度是堅決反對，廣大群眾和媒體可以向各級紀檢部門進行反映解決。對于隊伍作風問題，一方面是通過加強教育、嚴肅查處，不斷提高干部隊伍的思想認識和廉政意識;另一方面，也要通過完善相關管理制度，減少管理漏洞。(澎湃新聞記者 王選輝)